麟庆是高鹗同僚，其《鸿雪因缘图记》记载高鹗轶事三则：

　　文渊阁国史馆典籍厅前有芍药一株，年久枯萎。嘉庆壬申（1812年）四月忽发新枝，麟庆友人、浙江举人沈淦绘图写之，麟庆、高鹗受邀赋诗，京城传为韵事。

　　麟庆在内阁为官时，高鹗赠给他一把扇子，上面绘有王文简公（王引之）在扬州邀请众名士红桥雅集作春游诗的故事。

　　有一年麟庆过酒仙桥，忽忆旧友，口占一联曰：“跨鹤酒仙应入座。”正思下联，见一人骑驴而至，于是对曰：“骑驴诗客或题桥。”走近细看，原来是高鹗，二人相认大笑。

早年经历
　　高鹗在他自己的履历上写的出生日期是“戊寅年十月十七日寅时生”（见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4册《高鹗》），也就是公历1758年11月17日。

　　高鹗父亲是读书人，有田产，住在京郊。高鹗少年喜冶游，常同“少时酒伴”“趁蝶随风，浪赢两袖香留”，看来是比较放荡，不太遵守儒家礼教。

　　青年时期的高鹗追求功名，热衷仕进，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正统思想为主导的世界观和艺术观。但几次赶考都名落孙山，这给了他精神上以莫大打击，一度离京到京西北长城一带做私塾先生，也可能做过幕宾。

　　此一时期，高鹗与畹君谈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畹君上有老，下有小，因遭遇不幸而信佛。高鹗词中写得最多的就是这段爱情。

　　高鹗在科场上折腾了很久以后，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终于如愿中顺天乡试举人。

整理《红楼梦》
　　高鹗中举后，接连准备会试，都一再失败，身心疲惫，不过也偷得数年闲暇。他曾从友人处借阅《红楼梦》抄本，但止于八十回，不见后半部，他深以为憾。

　　乾隆五十六年（1791），也就是高鹗中举后第三年春，友人程伟元登门拜访，出示自己搜求购买的百二十回全本，并邀请他一同参与编辑整理。高鹗认为此书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闲情小说，但大致上与儒家思想并无冲突，因此欣然应允。到这年冬至后五日，任务完成，下厂付印。很快，《红楼梦》出版史、传播史上第一个工程浩大的印本问世了，胡适称之为程甲本。据程伟元说，他们具体的工作内容是对原稿进行编辑校对，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再印刷出版。

　　程甲本的出版略嫌仓促，有点急功近利，所以编校排印不够仔细，刚出厂就发现了很多瑕疵，于是高鹗与程伟元立即着手重订，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二月十三日付梓，胡适称之为程乙本。

　　程伟元、高鹗合撰的程乙本《引言》提到，此本前八十回是在参考各种旧抄本的基础上补足缺文，订正讹误，其间偶尔也有增损几个字的情况。而后四十回仅存残本，并无别的版本作参考，因此只能按照残稿前后次序，在空缺处打上补丁，使叙事连续以减少矛盾。至于残稿的原文，他们并不敢妄自改动。

　　高鹗对自己参与编辑、整理、出版《红楼梦》的功劳很自负，作《重订红楼梦小说既竣题》诗云：“悟得光明自在禅。”

仕途得意
　　程高本《红楼梦》出版后，高鹗迎来了人生高峰。乾隆六十年（1795），中乙卯恩科进士，殿试三甲第一名，授内阁中书。

　　高鹗在职期间讲究操守，勤于政事，年轻有为，受到同僚及上司的一致好评，因此步步高升，历官汉军中书、内阁典籍、内阁侍读。

　　嘉庆六年（1801），高鹗以内阁侍读任顺天乡试同考官。

　　嘉庆十四年（1809），高鹗由侍读考选都察院江南道监察御史。

　　嘉庆十八年（1813），高鹗升刑科给事中。

晚年家贫
　　高鹗任刑科给事中不久，即因失察八卦教教首林清谋反案而受到降三级调用的惩罚，应了“登高必跌重”的俗语。他半世为官，两袖清风，忽遭此变故，晚景凄凉。嘉庆二十年（1815），高鹗卒，享年57岁。

　　这位奇迹的创造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受到严厉得近乎苛刻的指责和谩骂，在中国文学史上享受这种待遇的作家并不多见。曾几何时，红学家们将难见《红楼梦》全璧的不满和怨气全撒到高鹗身上，对其所做的续补工作全盘否定，横加指责，将其视为篡改《红楼梦》的罪人，还有的红学家将他描绘成用心险恶，受人指使的文化特务。其结果是高鹗以丑角形象在一部部文学史教材中被当作反面人物而游街示众。随著学术研究的规范化和正常化，人们才开始用比较公允和宽容的目光来重新审视这段文学史上的公案，为保全《红楼梦》而付出辛勤劳动的高鹗终于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肯定，饱受贬斥的后四十回在红学家眼里也有了新的色彩和内涵。

　　用困厄失意、才华过人八个字足可概括高鹗的一生。落魄不遇，使他与曹雪芹有类似的人生体验；才华独具，使他的后四十回在众多续红之作中脱颖而出。以高鹗的见识与功力，如果他另写一部小说，肯定会得到更高的声誉，但他做出了续补《红楼梦》这种极富挑战性和冒险性的选择，与一位最优秀的天才作家并肩而立，接受后人并不友好的审视和品评。

　　“天涯倦客楼头妇，一种消沉奈落何”。十分遗憾的是，因资料的缺乏，高鹗在我们的视野中只是个面目模糊的身影，从其夫子自道及其零星的记载中可窥见其生活人生的一鳞半爪。他虽中过举人、进士，可等他得到这些施展才学的资格时，已年过半百，油然而生夕阳之叹了。随后而来的内阁中书、顺天乡试同考官、江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等有职无权的谏官、学官官衔让颇有胸襟的高鹗感到失落和惆怅，在不少诗文中，他流露出一种“泥途悲潦倒”的感叹。早年的科场淹滞、晚年的平淡仕途使他始终处于悲苦困厄的心绪体验中，这使他能够在情感上理解和贴近曹雪芹，完成那个动人心魄的悲剧结局。一方面是“金粉飘零旧梦怀，凄凉往事付歌喉”，另一方面是“学邃才雄”，“誉满京华”。

　　其过人的学识、出众的才华、生花的口才据说是“凡在有目，谅皆欣赏”，这也许是失意人生的一种必要补偿吧，否则，续补《红楼梦》将成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永恒感叹。

　　此外，我们还知道高鹗为人忠厚，常常勖勉、规劝弟子们克尽忠孝，走举业之路。他的八股文写得很好，思力精到，笔力雄健。在诗文中，他还常将人生如梦的感伤情怀抹上一层佛老色彩。所有这些，我们在《红楼梦》后四十回中都可依稀感觉到。

　　尽管直到今天红学家们对后四十回的著作权归属问题仍然众说不一，比如有人认为其中有曹雪芹的残稿，但更多的人相信它出自高鹗之手，因为有比较可信的证据。清代著名诗人张问陶在其《赠高兰墅同年》一诗的自注中明确说：“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高鹗本人也写过一首题为《重订〈红楼梦〉小说既竣题》的诗，抒发辛苦劳动后的感受。在程伟元《红楼梦序》、高鹗《红楼梦序》以及程、高合写的《红楼梦引言》中，也记述了高鹗的工作：“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至于高鹗究竟做了哪些工作，是修修补补，还是凭空营构，红学家们尽可以埋首穷究，互相诘难，但恐怕永远都不会有令人信服的最终结论，毕竟与《红楼梦》有关的谜团太多了。在没有新的材料推翻旧论之前，我们还是将《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著作权全部归之于高鹗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