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宗杲（1089～1163），字昙晦，江南东路宣州宁国（今安徽宁国）人，俗姓奚，临济宗僧人，是宋代禅宗史上“看话禅”派的创始人，法名妙喜，赐号“大慧普觉禅师”。宗杲生活于北、南宋之际，在南渡后倡明儒佛渗透、回应儒家辟佛方面立下大功。他不仅是连结南北两宋僧人与儒学的重要环节，而且也是南宋佛教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宗杲在宋代学术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关于释宗杲的学术思想，日本学者荒术见悟和我国台湾学者蒋义斌等，有所研究，但他们只侧重于宗杲在禅宗史上的革新及其与儒家士大夫的交往等，对其与儒学的关系，涉及不多。
宗杲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南宋发生巨变的时代。金人南侵，北宋灭亡，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宋王朝再一次面临着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凌。以胡宏、胡寅父子为首的理学派，专治“春秋学”，大谈“尊王攘夷”，从而在思想领域内发动了新一轮的排佛、斥佛潮流，使宋代佛教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在南宋诸禅师中，以宗杲声望最高。吕本中、蔡枢、江安常、李邴、储惊叙、李端友、蔡春卿、蔡正卿、张浚、刘宝学、陈梅、赵侍则、张九成、汪应辰、汤思退等儒家士大夫，均与之交往，宗杲门下汇集了一大批杰出的文人，他们的思想深受宗杲的影响。朱熹赞誉宗杲道：“杲老与中贵权要及士大夫皆好”、“杲老乃是禅家之侠”。宗杲的声望引起宋高宗的不安，绍兴十一年（1141）五月甲子宋高宗以宗杲和张九成“恣行诽讪，务欲摇动军政”为由，“诏宗杲特还俗，送衡州编管”，剥夺了其僧人身份，使宗杲丧失了在南宋初期佛教界的领袖地位。绍兴二十六年（1156），始恢复其僧人身份。孝宗继位后，宗杲的声望再一次大振。

1.提出“儒即释，释即儒；僧即俗，俗即僧；凡即圣，圣即凡”的命题
针对南宋初年儒家的斥佛，宗杲提出了著名的“儒即释，释即儒；僧即俗，俗即僧；凡即圣，圣即凡”[55]的命题，公开倡导儒佛融合。他提出的“儒即释，释即儒”，引起南宋学术界的震动。他消除儒佛界限，直接将儒佛思想会同起来的做法，在缓解儒佛矛盾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宋杲也承认宋代儒家在儒学复兴后对佛教的批判在理论上占据着优势。在给徐提刑敦济的信中，宗杲说：
我出家儿在外打入，士大夫在内打出。在外打入者，其力弱；在内打出者，其力强。强者谓所乖处重，而转处有力；弱者谓所乖处轻，而转处少力。虽力有强弱，而所乖则一也。
宗杲承认南宋时期儒家学者的佛学理论和知识高于僧人，而且成就也大。反映了南宋时期儒家学者在辟佛方面已占据了优势，尽管“势”有强弱，但宗杲认为僧人和儒家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一致的，在如何维护圣人之治和纲常伦理道德方面，儒佛两家是相同的。
2.对理学家反佛哲学观点的批评
宗杲生活的时代，理学获得极大的发展，程朱学派对佛教的排斥再度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宗杲在给汪应辰的书信中，讨论了儒家的仁、义、礼、智及格物致知理论，对程朱学派辟佛的哲学观点进行了批评。
大率为学为道一也，而今学者，往往以仁、义、礼、智、信为学，以格物忠恕一以贯之之类为道，只管如抟谜子相似，又如众盲摸象，各说异端。……仁、义、礼、智、信在性，而不在人也；贤愚顺背在人，而不在性也。……若识得仁、义、礼、智、信之性起处，则格物忠恕一以贯之在其中矣。
宗杲从“为学为道一也”的命题出发，认为悟及“性起处”，则儒家尤其是程朱学派所持重的“以格物忠恕一以贯之之道”，自然在其中，“儒即释，释即儒”，但若悟及性起处，徒以仁、义、礼、智、信为学，以格物忠恕为道，不仅与道无涉，且如盲人摸象。宗杲在此强调“为学为道一也”，从而对程朱学派辟佛惯用的认识论观点“格物致治”提出尖锐的批评。但他又从《华严经》“性起论”思想出发，认为儒、佛可以相通。在给成机宜的书信中，宗杲认为：“《华严》云：佛法、世间法，若见其真实，一切无差别，亦此理也。”在宋杲看来，佛教与儒学在“真实处”是无差别的，二者虽有种种差异，但殊途同归，因而对儒家过分强调儒佛差异而排佛，则多有批评。
3.提倡和支持士大夫习禅
宗杲以倡导儒佛融合而对儒家斥佛的批评，引起南宋学术界的反响。宗杲不厌其烦的阐述儒、佛、道三教互补理论，希望儒家不要误解佛教，更不要以排斥为是。宗杲甚至规劝儒家“直要到古人脚踢实地处，不疑佛、不疑孔子、不疑老君，然后借老君、孔子、佛鼻孔，要自出气，直勇猛精进胜丈夫所为。”可以看出，宗杲将士大夫由反佛引导向习禅，说明了失去儒家的外护和支持，佛教的发展几乎是一句空话。同时，宗杲提倡和支持士大夫习禅，对此后明清佛教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范围。这是儒佛斗争的重大变化，也是宗杲在儒家反佛、排佛下取得的重大认识。